超人學堂 Super Happy People School 超級幸福人

在南京東郊的國際學校裡有一棵特殊的“聖誕樹”。每年臨近耶誕節，樹上就會掛出上百個圓形的小卡片，上面寫著一些蘇北農村孩子的名字、性別和年齡。

每位經過這裡的外籍學生，都會輕輕地把這些五顏六色的卡片摘下來，塞進書包裡，然後回家與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訊息去籌備他們的禮物。一個月之後，蘇北的孩子們就會收到這份來自異國孩子的新年祝福。

這樣的交往已經延續了好些年。只是兩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這項活動始於何時，又是為了什麼。

大人們有意不讓孩子瞭解太多，因為這源自一個悲傷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來自江蘇北部沭陽縣的4個失業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後，他們持刀殺害了屋主德國人普方（時任中德合資揚州亞星賓士公司副總經理）及其妻子、兒子和女兒。案發後，4名18歲~21歲的兇手隨即被捕，後被法院判處死刑。

       這起當時轟動全國的特大涉外滅門慘案很快結了案，但故事並沒有結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國人及其他外國僑民，設立了紀念普方一家的協會，自此致力於改變江蘇貧困地區兒童的生活狀況。協會用募集到的捐款為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學費，希望他們能完成中國法律規定的9年義務教育，協助他們能擁有走上“自主而充實”的人生道路的機會。

       這一舉動默默延續了9年，已有超過500名的中國貧困學生因此圓了求學夢，但它至今鮮為人知。

寬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還在世，那麼普方家肯定是第一個參與這項慈善活動的家庭。”德國巴符州駐南京代表處總經理朱利婭確定地說。她是普方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鄉。她覺得這是紀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個熱心腸，在南京生活期間一直都是樂善好施。曾經有一對從非洲來的年輕夫婦在南京上大學，後來因為妻子懷孕，無力負擔生活。在南京的外國人都自發組織活動去説明他們。朱利婭記得，在參與此事的學生中，普方家的女兒桑德拉是最積極的。

賀傑克在南京經營德國餐廳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數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國家庭。他也記得，9年前，4月2日的那個早上，當他聽到有關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時，是多麼的憤怒。

“你怎麼能開這樣惡毒的玩笑？”他沖著電話裡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應都是“這該死的愚人節”。

時年51歲的於爾根•普方為人謙和，行事嚴謹，循規蹈矩。亞星賓士公司遠在揚州，因為孩子在南京讀書，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驅車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歲，是一位和善的全職太太。他們的一雙兒女，15歲的女兒桑德拉和13歲的兒子托斯騰，都是南京國際學校的學生。

在賀傑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來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總是喜歡騎著自行車出行。普方先生喜歡運動，尤其愛打網球。小男孩托斯騰愛玩，每次到餐廳來都牢牢地捧著他的GAME BOY（一種掌上遊戲機）。

那天早上，賀傑克實在無法接受那個讓人心痛的消息。他馬上打電話給另一個朋友。當確認“這是真的”之後，他又寧願“這一切只是一個很壞的玩笑”。他一向認為，在這座治安一直較好的城市裡，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獨自在街上走。“你可以問每一個在南京生活的外國人，”他說，“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覺得這座城市比自己的國家還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親友們見到了那4個剛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們的想像中，兇手是那種“看起來很強壯、很兇悍的人”，可實際上，“跟你在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沒有區別”。

這4個男青年並非有預謀要殺人。他們一開始只是想偷摩托車，但換來的錢並不多。後來他們看到一個廣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園是南京最高檔的別墅區。那晚，他們潛入社區，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間不亮燈的空宅，結果那套正在裝修的別墅沒有東西可偷。最終他們選擇了隔壁的普方家。盜竊的行動被普方一家查覺，因為言語不通，驚懼之中，他們選擇了殺人滅口。

據說案發後，普方先生的母親從德國趕到南京，在瞭解了案情之後，老人作出一個讓中國人覺得很陌生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個年輕人死刑。

“德國沒有死刑。”賀傑克解釋說，“我們會覺得，他們的死不能改變現實。”

在當時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上，也有德國記者轉達了普方家屬希望寬恕被告的願望。外交部方面回應“中國的司法機關是根據中國的有關法律來審理此案的”。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4名被告的上訴，維持死刑的判決。

與此同時，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經開始尋求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去紀念普方一家。

推己及人的感恩與愛

9年前，當這些創始者們決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紀念普方一家之後，他們很快便確定，把幫助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作為最初的使命。

因為庭審中的一個細節給他們觸動很深：那4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年輕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個做過短暫的廚師，有一個擺攤配過鑰匙。

“如果你自己有個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來和機會。”普方協會現任德國執行主席萬多明努力用中文表達自己對教育的理解，“有機會的話，人就不會想去做壞事，他會做好事，這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好處。”

萬多明是德國駐南京代表處外交官，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國的農村長大的，感恩在德國念書不需要付費，就可以完成小學、中學的學業。後來萬多明考上大學，自己才有了比較好的工作與出路。“如果當年需要付費讀書的話，我的父母也沒有辦法送我到學校去，可能我在德國還找不到工作，沒辦法選擇我想要的生活。”

不過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打算用業餘時間做慈善的外國人，當年並沒有得到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批准，於是他們改稱為普方協會，與南京本地的愛德基金會合作，資助蘇北地區的貧困中小學生完成9年義務教育。隨著中國逐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他們把資助對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資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資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協會提出的動議，紮根於江蘇本土的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也不會想到，一向以富庶聞名的江蘇也會有那樣貧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協會的要求，孤兒、單親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為優先資助的對象。據一位曾經在愛德基金會工作的人士介紹，他9年前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曾經去淮安市的漣水縣走訪過很多這樣的家庭：

有一個鎮裡的幹部，住在鎮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連10平方米都沒有，幾乎每頓都在喝粥。

還有一個光棍討不起老婆，收養了一個孩子。家裡只有一塊沒腿的木板當床，上面鋪著黑乎乎的棉絮。

當地的教育工作者聽說有人願意資助孩子上學都很高興，表示“一定要推選品學兼優的學生”。然而這並不是普方協會設立助學金的初衷。他們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權利”。

眼看著南京這樣的城市已經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階段，普方協會的會員們也希望被資助的孩子能夠繼續升學。但是在貧困的鄉村，還是很少有學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愛德基金會教育與國際交流部的周新曾經專門做過調研，2009年被資助的學生中應該有21個初三學生面臨中考，但調查下來，最終只有3個學生上了普通高中，2個學生上了職業學校。

張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學的學生，他從6年級開始接受普方協會的資助。起初人們並沒有特別注意他家的情況。當他升入初中以後，有老師反映“這孩子很要強，成績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學。”

於是，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特意找出那份填寫於2003年5月的申請表，在那上面，張磊一筆一畫地寫道：“父親病逝4年，母親務農種著3畝地。哥哥沒上完小學就輟學打工，我很想讀書……”

如今，張磊已經是淮陰師範學院的大一學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語老師，因為他發現家鄉的老師發音都不夠標準。儘管他並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樣篤信“教育改變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夠改變家鄉的面貌。

“我們不是要傳達這樣的資訊。”萬多明強調說，“不是說一個德國人被殺，我們就會給兇手的家鄉提供獎學金。”事實上，連受助的學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協會的背景。萬多明堅持，提供獎學金只是因為他們貧窮上不起學。

9年來，隨著最初的創立者們因為工作調動等原因離開中國，普方協會也逐漸淡化了早期成立時的背景。“現在在南京還認識普方一家的德國人已為數不多。”賀傑克掐著手指頭算道。因此，他們與受助學生交流時都是以愛德基金會的名義，像賀傑克這些普方協會的會員們，通常被介紹為一群“很有愛心的國際友人”。